同命同价

 
 《侵权责任法》第十七条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

        我认为法条的规定只是一种确认性的,而不是强制性的,并未要求必须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这种规定是合理的,但是却更加容易招致非难——因为大众和法学人之间的信息的不对称,实践中必然产生所谓的“同命不同价”的问题。我认为“死亡赔偿金应当不同。”这样才能实现实质的公平正义。因为正义不仅是同等情况同等对待,还应当包括不同情况不同度对待。当前的区别对待是不公正的,不合理的。
       依据当前的法律规范,例如:死亡赔偿金的确定标准一般是依据各省级行政单位的规定,如果一个人经常居住地为云南的人在上海发生交通事故,同在四川发生事故相比,依据事故发生地的判决,两者必然产生巨大的差异。再如,当前依据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的计算方法,某一地区的统一化标准,那么同样的在云南的农村户口的人在上海发生交通事故,同一个云南的城市户口亦在上海发生事故,两者相比,差异是惊人的。这种由于事故发生地点以及户口的不同产生的差异当然是不合理的。
        对于这些差异,我觉得必须首先理清一些误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以及应当如何解决?
        首先要明确,他不是对于死者的生命价值的衡量。同命同价,其词语本身就有问题,生命是无价的,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所以这里讲同命同价,并非指的是生命的价值。当前法律上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没有支配权,因此也就无法用价格来衡量。人不管是身前还是死后,其生命至始至终都应当是无价的。
        其次,它的性质究竟是对于死者身后人的生活来源供给的丧失,还是死者每年收入的增加,使得继承人的继承权的丧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第29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依据20年计算。可见中国立法采继承主义。
          但是中国保留了固有损失中对被扶养人生活费的赔偿。中国先前将之认为是精神损害赔偿,现在是死亡赔偿。一提到死亡,大家当然想到的是死者,同时又依据可支配收入计算,因为城乡的差别,大众的逻辑和专业逻辑之间发生了理解上的断裂,因而招致大众的责难是难免的。那么应该怎么办呢?
如果不考虑城乡二元化,如果均按照城镇居民计算,对于侵害人是否公平。如果他也是农村人,收入很低,怎么办?如果均按照农村户口计算,对于受害人是否公平。如果一个是年薪10万的白领,一个是月薪1千的工人。这其实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具体的人总是比法律的抽象化的人更加的丰富。如果真的同命同价,其实质是对于实质正义的背离。当然我不是说户籍制度就好。个人之间的区别不应是城镇和农村户口上的区别。这种差别也并不是宪法上的平等的例外,它只是私法的问题。统一化的死亡赔偿金制度,会彻底抹杀了个人的差异,违背了该制度的填平功能。死亡赔偿在不同的国籍,年龄,行业,地域(各省有自己的不同的标准)都不同。城乡的差别只是其中之一。

   区别分配是必须的,但是应该用什么标准呢?首先不用应该是户籍标准。依据个人的能力,有工作的好衡量。农民呢,没有工作怎么衡量,老人和小孩怎么衡量。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不过我们应当明确的是,不同人之间是有差异的,我们既不能单依据年龄,行业 ,城乡户口,以及地域的区别就确立一个统一的标准,更不能要求死亡赔偿金必须相同。立法也不应当做出如此的规定。解决问题不仅涉及到实体法问题,还涉及到民事诉讼的程序法问题。矫正正义应当由法官来实现,剥夺不法者的获利和补偿受害者的损失恢复。我觉得具体的裁量只能交给最接近当事人的法官依据个案就行衡量,将各种情形加以考虑。同时在程序法上应当由死者的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的管辖。

[旧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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