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宇案–判决意见- 徐XX 诉 彭X

  假使被告人(彭宇)方对本案及其上诉,而你是该上诉案件的主审法官,请你基于相关侵权法基本原理,并且仿照美国法院判决书的说理形式,为此案起草一份判决意见。

       徐XX  诉  彭X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9.15.2007

本案是由被告彭X根据江苏省南京市基层人民法院判决的一起人身侵权损害赔偿案件所做的不利于被告的判决而向本院提出的上诉。

被告原告彭X,27岁,是江苏XXX有限公司职工。本案原告徐XX,65岁。在2006 年11月20日上午,原告徐XX在本市水西门公交车站等候83路车,大约9时30分左右有2辆83路公交车同时进站。原告手上拿了包和保温瓶,准备乘坐后面的83路公交车,在跑到前一辆公交车后门时,被告彭X第一个从公交车后门下车。原告摔倒致伤,被告发现后将原告扶至人行道。当原告的亲属到来后,被告彭X便与原告亲属将原告送往医院治疗。原告徐XX后被诊断为左股骨颈骨折并住院治疗,施行髋关节置换术,产生了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损失121419.3元。原告起诉要求被告承担这笔费用,并要求被告承担15000元精神损害赔偿。

本案的主要证据有: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原告提供的住院记录、医疗费票据;被告申请的证人陈二春的当庭证言;城中派出所提交的对原告的询问笔录、对被告讯问笔录的电子文档及其誊写材料;初审法院委托鉴定的鉴定报告、初审法院谈话笔录以及初审法院开庭笔录等证据证实。基于这些证据,原审法院驳回了原告的精神损害赔偿,判决被告彭X承担40%的经济补偿责任,要求其一次性给付原告徐XX人民币45876.36元。

原告认为原被告之间发生了碰撞,使得原告的人身和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被告应当负全责。在初审中,被告指出,原被告发生了相撞,但是被告认为是原告撞了被告,被告并没有过失,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仅不采纳该意见,反而错误适用“理性人”标准,认为原被告相撞。在举证责任分配错误的情况下,原审法院认为原告的行为没有违反谨慎义务,被告的行为亦没有过失。适用公平责任原则,要求被告承担40%的赔偿费用。

根据以上的事实和证据,本法院将从原被告是否发生了碰撞;被告是否违反了“理性人”的谨慎义务;如果被告违反了谨慎义务,那是否是不证自明的;以及公共政策来判断是否应当判决被告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

Atkin法官曾说“上帝教我们去爱我们的邻居,现在这条规则变成了法律,那就是你一定不要去伤害我们的邻居。”原告因为摔倒遭受了损害,但是被告的行为的可归责性并不是建立在原告遭受的损害的基础事实之上,而是取决于他的行为是否有悖于我们的社会和法律所希望其在行为的时候所遵守的谨慎义务。如果被告的行为低于这种标准的,那么就是一种过失。如果被告的行为高于这种标准,但仍然给原告造成了损害,那么被告也不用承担过失的法律责任。本案属于典型的人身侵权损害案件,应采用过失责任原则。根据法律的规定,对于过失侵权,在民事诉讼中一般实行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则。原告要让法院相信她的主张成立,必须证明被告有义务,以及这种义务是什么样的义务;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义务;被告的行为客观上是造成原告遭受损失的原因,并且是直接、最近原因;最后就是原告自己遭受了实际的损失。

本案中被告有帮扶原告的行为,且被告帮扶原告的主观心态是符合“理性人”标准的。理性人的标准是指:理性的谨慎基本上就是一种普通的谨慎,它是一个人在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的行为标准。理性人是过失侵权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行为标准,它在日常生活中给我们提供一种行为的参考。理性人的标准不是如原审法官所认为的:“从常理分析,其与原告相撞的可能性较大。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这种分析方法不是理性人的分析,不是依据一个普通人的理性的分析。它是将“坏人”作为了“理性人”,从而对被告的行为进行主观的揣测。原审法官在判决中极力的渲染这种推断逻辑。法律要求我们通过案件的证据来重构案件的事实,进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不是通过一种恶的心态来推断行为人的主观。当然结合双方当事人的证言以及其他的辅助证据,我们可能会得出原告和被告发生了碰撞。但依据此种揣测,我们是不能推断得出原被告发生了“相撞”的事实的。因此这种分析是错误的,不应当作为判断原被告之间发生碰撞的理由。

行为人的谨慎义务在不同的环境是不同的。在判断行为人谨慎义务的标准一般采用“理性人”标准。原被告双方均无特殊之处,因此两者的行为只要符合一个合格的普通的理性人标准即可。对于在下公交的被告而言,其谨慎义务的对象并非是所有人,其行为负责的对象仅限于其可以预见的人。谨慎义务的来源有成文法的规定,亦包含社会经验法则。下车时的谨慎义务:下车的时候先下后上,从后门下车,下车时不要奔跑嬉戏。行为人应当预见到其下车时如果不遵守该义务可能发生碰撞等事件。但是我们不能强求行为人在下车的时候,在视野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仍然看到车后门其左右的情况。上车的时候,从前门上车,在人流汹涌的公交车下客门前不要径直穿行。行为人应当预见到,径直奔跑穿过第一辆公交车的下客门前到第二辆公交车时,可能会与人冲撞,可能造成伤害,应当减慢速度,合理避让。这些是行为人在上车和乘车时候的谨慎义务。

原审法院没有充分说明原告为什么对于自己的行为尽到了注意义务。假如原被告相撞了,但是原告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下车的行为违反了一般谨慎义务,被告的行为有过失。对于原告而言,原告明知自己是老年人,在此种情形下却对自己的行为没有尽到一般的注意义务,违反谨慎义务,其行为存在一定的过失。如果案件存在不言自明之理,可以减轻原告的举证责任。原告未能举证证明被告违反了一般的谨慎义务,原审法院作出如此判决,是否因为被告违反谨慎义务的行为是不言自明的呢?

根据相关法律,适用不言自明原则首先必须满足3项条件:(1)该事故如果不是因为某人行为上的过失通常不会发生;(2)该事故必须是由被告完全的独有的控制之下的器物所导致的;(3)该事故的发生不应该是由原告的主动行为所引发的。如果3项条件能够满足的话,法官在缺乏直接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可以推断出被告过失的存在。

本案中的事故并非只有因为被告的过失才会发生,原告摔倒完全可能是意外事件,是自己不小心摔倒。前面也提及,原告对于自己的行为存在着莽撞。两个人发生相撞,可能是双方过失引起,可能是原告过失引起,并非唯一的是被告的过失才能引起。所以本案不存在不言自明原则的适用。原告不能被减轻或者免除举证责任,而应当对于侵权行为的所有构成要件,尤其是本案中被告违反谨慎义务的行为承担举证责任。但是,原告对于被告违反谨慎义务举证不能,其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应当驳回其所有的诉讼请求。

从公共政策来讲,善意法则规定:如果医生自愿抢救病人,可以对抢救中的过失不负责任,除非医生存在既不负责的情形。这种规则的主旨在于鼓励乐于助人,对处于危急状态的人施以援手,使行为人不用担心承担可能的过失侵权责任。如果原告不能证明,两人发生相撞,被告违反了谨慎义务; 且原告行为可能存在过失的情形,法院不能仅依据原告的损害而要求被告对原告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我们基于原审法官的逻辑做出那样的判决,这完全是在鼓励甚至以司法的强制力威胁人们不要见义勇为——如果有人见义勇为,一定是心里有鬼。那么谁还会在老人摔倒的时候帮扶,哪一个医生还会对处于危急的病人施以救助。侵权法倡导社会公正,而过失责任更是人们的行为的导向,是大海航行的舵手。“一个判决,不能从个案的视角来看,还要从对老百姓的行为导向来看。法院的司法活动,既是解决纠纷,也会给人们的行为建立一个准则。”判决案件的时候,不能机械地理解法律条文,在无法查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应判决原告败诉。我们不应该在搞不清楚问题的时候“各打五十大板”,这是对侵权法作为救济法和自由保障法的污损。有法彦道:“一次不公正判决比10次犯罪的危害还大,犯罪只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污染了’水源’。”一旦法院作出如此判决,一旦“水源”被污染,要试图修复被污染的“水源”,我们可能必须付出更多,其代价也是不可横量的。

本法院判决推翻初审法院的判决,并将此案发回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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