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酒的法律性和伦理性

      古穗媚诉陈洪湾”案(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中,原告的丈夫饮酒过量,不幸身亡,原告遂起诉当天与她丈夫一同饮酒的3名被告,指控他们没有对她的丈夫尽到照顾义务。一审、二审法院均判原告败诉。二审法官在评析意见中写道:“我国的酒文化博大精深,‘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法官处理此类案件还要考虑到当地关于酒的民风民俗,才能对是否构成侵权的要件做出正确的判断。”可见,法官在裁定的时候,确实考虑了文化和习俗。然而,饮酒文化蕴涵了哪些价值判断?习俗是不是构成豁免法律责任的理由?法律应当无条件地对习俗让步吗?(方流芳)

饮酒本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但越来越多饮酒引发的悲剧促使我们观察日常的饮酒活动,尤其是饮酒活动中的劝酒行为。本文主要分析劝酒的法律性和伦理性。作者认为,劝酒是违反个人自由意志的行为,它本不应成为一种普适的道德或者习俗。但是,既然已经形成且我们又不能对于饮酒行为进行事先的规范,那么我们只能规范饮酒后的行为,希望借法律的价值判断和震慑能够防止某些丑陋习俗的蔓延。

一、 酒文化与劝酒

酒是中国人的发明之一[1],酿酒,饮酒,以及由此而产生或衍生的行为或观念,是一种文化现象,人们称之为“酒文化”。酒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在古老的中国,从贵族到民间百姓形成了许多有关酒的礼俗。酒文化中最突出的一种行为现象就是劝酒。

劝酒并非仅限于中国人,外国人也有,只是有所不同而已。俄罗斯人喝酒讲究要留有余地,他们认为喝醉酒是最大的失礼。喝酒时既不频频向客人劝酒,也不做“强人所难”的事情,只要客人表示无意再喝了,就不再为客人斟酒,对女性更是不强行劝酒。[2]

中国人劝酒却很有特点。中国人劝酒的目的是让对方多多喝酒,喝得越多越好,让其喝好。没有喝好主人或者宾主就觉得很过意不去。劝酒的程度和方式各地有所不同,沿海地区、江南一带要弱一些。而东北、西北、西南部分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劝酒很厉害。东北人劝酒有时非常简单:“看得起,就干了”,没有多余的话,说完后根本不看对方一眼,显示了东北人特有的豪爽。少数民族地区也是如此,如果你能喝,而说不会喝,能多喝,却少喝是最被劝酒人看不起的,即所谓“酒风不正”。喝酒的时间有一半用在了劝酒上。[3]

二、劝酒的法律性

古代律中有许多关于“禁酒”与“榷酒”的法律规范。据闻在部落联盟时期的大禹时代, 便有了中华最早的关于酿酒与禁酒的历史传说。“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禹关于饮酒误国的传说成为后代将酒禁写入律典的历史依据。西周《尚书·酒诰》对于饮酒行为进行严格的限制,酒主要被用于祭祀。[4]战国《秦律》颁布禁令严格控制民间酿酒行为。汉朝萧何制定法令“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将禁酒令的肉刑改为经济刑,仍以禁令的方式来控制酒事。随后汉武帝开始推行酒类由国家专卖的政策,即“榷酤”。[5]唐初对于酒事采取比较严格的调整方法,颁布禁令,限制酿酒与饮酒。唐中期开始确立“税酒”和“榷酒”制度,通过财政立法对酒进行国家经营垄断。宋朝酒类规范极为繁琐,重心几乎都偏向于税酒和榷酒,禁酒令倒鲜有出现。明清时期,《明律》只惩罚卖酒和偷逃税的行为,对于百姓自酿酒、饮酒的行为采取了宽容的态度。[6]可见古代律对于饮酒变得逐渐开明,对于饮酒的行为从“禁饮”逐渐过渡到通过“礼”来约束。

当前法律规范没有对饮酒进行事前控制,而是对于饮酒后的行为进行规范,这更多体现一种事后的强制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7]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处暂扣驾驶证,并处罚款,扣分;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拘留和暂扣驾驶证,并处罚款,扣分。[8]《刑法》(修正案八)更是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9]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驾驶人醉酒驾驶机动车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10]这样酒后驾驶而发生交通事故的,驾驶人将损失数十万计的保险赔偿利益。饮酒或醉酒行为, 一方面饮酒者个人不仅可能损害身体健康,造成财产损失,而且可能启动行政处 罚,引发民事或刑事诉讼。另一方面其他共饮人也可能要承担民事,甚至刑事法律责任。

喝酒的名目日益繁多多,如满月酒,升迁酒,升学酒,新婚酒等。民事案件中,因为劝酒、迫酒造成的惨剧和案件数量就已经让人唏嘘不已。笔者检索北大法宝司法案例民事案例库,其中民事案由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的案件7435件,全文关键词为“劝酒”的案件25件,其中原告(部分)胜诉12件。[11]其他民事案由关键词为“劝酒”的案件3件。北大法意法律案例库民经案件中关键字为“劝酒”的案件有36件。[12]综观这些案件的判决内容,法官判决时一般都考虑喝酒阶段和喝酒后的阶段被告的过错;同时对于喝酒后的阶段,还区分了商业性经营者的附随注意义务和一般非商业宴席中主人的附随注意义务。

 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古穗媚案,古穗媚的丈夫周耀华醉酒后酒精中毒死亡,一同饮酒的有陈某、莫某、周某。周周耀华醉酒后熟睡并打着呼噜,并无其他异常。陈某、莫某、周某据此安顿其睡眠而在周罗润家里睡眠,为其盖上被子和热毛巾,安排人照料,并将情况如实告知周耀华的家人。后来,周某凭熟睡中周耀华呼噜声的停止,判断周耀华可能出了问题。

法官分析了两个阶段酒友是否存在过错。[13]第一个阶段是喝酒的过程,第二个阶段是喝酒之后的照顾义务。喝酒阶段,主要是对于和喝酒期间是否存在劝酒,迫酒的行为来分析酒友是否存在过错以及过错的程度。本案中死者醉酒前共饮者不存在劝酒,迫酒,斗酒的情形,是死者 不控制酒量,过量饮酒导致的死亡。喝酒之后的阶段,共饮者亦尽到因共饮而产生的附随注意:通知以及照料。而其中的附随义务,特别是附随注意义务,应当以普通人的标准来衡量,而不能以医生的标准来要求,只要尽到常人的合理注意即可。

从法律的分析,是否存在劝酒行为成为 了判断此类民事侵权案件酒友或主人过错以及损害赔偿分担的关键。笔者认为,任何人都是自己行为的主人,都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般饮酒者对于自 己的酒量是清楚的(排除例外情况)。如果共饮者不劝酒,不迫酒,他饮酒时就 应当对自己饮酒的行为负责。如果因自己酒后的行为给他人的人身财产造成损 害,更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此外,共饮者也应对自己的劝酒行为负责。如 果由于共饮者的劝酒行为(不一定存在过错)或者饮酒后未履行附随义务,导致被劝酒者或者他人造成人身财产上的损害的,共饮者应在一定的程度上承担部分 甚至全部责任。

 

三、劝酒的伦理性

实践中,劝酒是相互的,因此不用担心发生想喝而喝不够的情况。最厉害的劝酒方式是以歌劝酒。这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但是这并非少数民族原有的劝酒方式。一上来三大银杯,民族姑娘身着漂亮的民族服装,高举着搁酒杯的盘子,唱起婉转悠远的民歌,你要不喝,就一直唱下去,直到你全部喝下为止。[14]有的地区甚至有让妇女、儿童跪着敬酒相劝的风俗如果客人不把敬的酒喝干,对方就长跪不起。这种近乎于虐的劝酒方式常常使酒量小的客人十分难堪。 当然不排除没有他人劝,自己就不好意思喝的情形,此时劝是必要的,但这种劝只是起一种启动和提示的作用,不同于大多数情形下的强制性命令。

        劝酒的强制性基础并非来自法律规范,而是感情和伦理基础。一般而言感情和伦理是没有强制性的,但在中国,这种感情实际具有很大的威力。当劝酒者是被劝者的下级时,劝酒的感情和伦理基础就因为上下级关系而大打折扣了。以感情为基础的强制性服从于上下级的命令关系。看看《三国志》记载的人物们劝酒,不免让人胆寒。张飞因为曹豹拒酒而将其抽了五十鞭;曹操用针扎劝酒,他向谁敬酒,典韦就拿着斧子紧跟其后;臣子虞佯装醉酒,被孙权发现,孙权竟要砍他的头。[15]纵使是基于感情和伦理,被劝者也存在很大程度的不自愿性。既然是劝,排除不好意思喝的情形,当然是人家不情愿,或者不想喝。由此可见不管是基于上下级关系还是基于感情或者伦理而劝酒,其不自愿性是必然。关于饮酒的理想环境,昊彬曾做过概括。其中饮禁包括华诞、座宵、苦劝、争执、避酒、恶谵、唷秽、佯醉。苦劝属于饮禁之一,这并非理想的饮酒环境。[16]饮酒的自愿性和劝酒的被动性可见一斑。

 

康德称:人在努力协调动物性自我和理性自我的过程中会看见自身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因而,人的行为有双面性:一方面,行为是自身意志的外部表现;另一方面,行为是动机激励下的意志决断。一方面,他是独立自主的;另一方面,他处在于其他相同的人以及外部世界的关系中 。道德涉及行为内部方面,法律涉及其行为外部方面。法律要解决,是使具有自由意志的、自觉的人们,免于互相侵犯。因而,法律命令:由于其他人也被视为目的,每个人行使自由的方式应与其他人的自由相协调。法律仅与外部行为相关,它只涉及外部强制的可能性。[17]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所欲之,慎思于人”。饮酒行为也存在两面性,法律不能对于饮酒的内在性进行强制,法律不能 规范每人每次只能喝多少。每个人有饮酒的自由,喝多少,喝多长时间,每个个 体都是独立自主的。法律只能规范因饮酒而对他人自由造成的侵害。法律只能规范因饮酒而对他人自由造成的侵害。

但是,劝酒不同于饮酒。劝酒行为的内部性不是一种普适的道德,其外部性更直接侵犯他人的自由。劝酒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自己尽量少喝,别人尽量多喝。劝酒时,劝酒者自身是不希望劝酒成为普适的法则。当自己成为被劝酒对象而被迫喝酒,这是违背自我意志的,不符合理性的。可见,饮酒是理性适用的(我希望我可以饮酒,我也希望别人可以饮酒)。然而,劝酒是理性失效的,不存在:我希望劝别人喝酒,也希望别人劝我喝酒的普适性规则。一般而言,劝酒是一种违背自我和他人意志的非理性行为。理论上劝酒理性失效,但现实却是:劝酒成为了一种道德,抑或是习俗。理论和现实产生了巨大的鸿沟。

根据道德相对主义,道德与阶级、文化、习俗有关。没有什么道德是纯粹的、普适的。劝酒成为一种道德,与阶级、文化以及习俗有关。各地的不同劝酒方式、程度,正是道德同上下级,文化地区,习俗相关的体现。沿海、江南地区在劝酒方面与北方地区的差异问题,是否与两地的经济有关?一种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沿海、江南地区相对具有更长的商业贸易历史、更发达的商业贸易。而近代商业贸易中的平等性是否是削弱劝酒意志强制性的重要因素呢?从中国地域文化差异来看,经济贸易非发达的地区人的性格也更为粗旷,而经济贸易发达的地区人际交往更为细腻。粗旷者往往不太照顾对方的意愿,这里的“粗”也体现为行为人对大原则的关照。

古穗媚案法官采取了此种观点,主张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地方的饮酒风俗,不同的饮酒习惯是法官在衡量共饮者过错应当考虑的内容。法律不能对习俗干预过多,毕竟“百里不同俗”。法官需要考虑当地酒的民风习俗,才能对于是否构成侵权做出正确的判断。同时,法官将习俗纳入考虑时,应当对当时当地的习俗的具体内容进行考查,而不能只是在判决中说“根据习俗,认为……”。因此,法律一方面不应过多干预习俗,应尽量的尊重当地的习俗。另一方面,判决可以对某些习俗做出价值判断, 矫正“强行劝酒”的“习俗”。现实生活中,在上下级的酒席上,劝酒,让对方喝酒,在许多情况下不以对方的意志为转移,不管你喝够,还是没有喝够,也不管你难受,还是不难受,就是一条喝!喝,便成了一道依据情感的绝对命令。[18] 这 种绝对命令可否称得上是“习俗”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

 

结合美国禁酒令的实践,我们发现:要从禁饮来规范酒事行为是不切实际的,对于饮酒行为更多的应该通过“礼”来约束。“金杯银杯斟满酒,朋友,请你喝个够!”曾几何时,好客的风气逐渐演变成内蒙古草原西部地区的强行劝酒。当前饮酒活动中,尤其是劝酒,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传统的“礼”的约束,或者说其形成的“礼”是一种陋习。

自己行为,自己负责。 行为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尽量不要过度饮酒。劝酒的强制性不仅有害双方的身体,而且还违背对方的意志,丧失了行为 的自由。尊重喝酒人的意志应当是首要的,伤害喝酒人的身体只是其消极结果之 一。劝酒行为人的良好愿望往往带来不好的后果。法律不应对习俗事先规范 过多,即使是事后的规范也应适当。一般情形法官应尽量的尊重习俗;而对于某 些陋习,法律可以通过事后规范,借法律的价值判断引导劝酒陋习 。

 

 

 

[1]关于酒的起源有很多说法。其一上天造酒说:《晋书》中有关于 酒旗星座的记载:“轩辕右角南三 星日酒旗,酒官之旗也,主宴饮食 。”;其二猿猴造酒说: 唐人李肇所撰《国史补 》一书,对人 类如何捕捉聪明伶 俐的猿猴,有一段极精彩的记载;其三仪狄造酒说 ,“仪狄作酒拨,杜康 作秣 酒”,“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成于仪狄”;其四杜康造酒说,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写到:“古者, 少康初作笤帚、秫酒。少康者,杜康也”。张国时官史所著《世本》(清卯沛林缉本)也断言说,杜康即少 康,乃是旧的发明创造者。转引自黎莹:《举世无双的中国酒文化一》,载《食品与健康》,2004 年第 1 期; 其五尧帝造酒说;其六四特造酒说。

[2]苏晓棠:《中俄酒文化比较谈》,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08 年 7 月版。

[3]张卫平:《酒文化于职权主义》,载《法学家茶座》,2003 年第 2 期。

[4]《尚书·酒诰》,史仲文主编《中华经典藏书》,北京出版社,1999 年 6 月版,108 页。

[5]班固:《汉书·武帝纪》,载史仲文主编《中华经典藏书》,北京出版社,1999 年 6 月版,8137 页。

[6]龚斌:《中国法律文化中的‘禁酒’与‘榷酒’》, 载《群文天地》,2009 年第 2 期,44-45。

[7]《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 2007 年 12 月 29 日通过,2008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8]《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因饮酒后驾驶 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第二款饮酒后驾驶营运机 动车的……。 第三款醉酒驾驶营运机动车的,……。 第四款饮酒后或者醉酒驾驶机动车发生重大交通 事故,构成犯罪的,……,终生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9]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2011年 2 月 25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201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10]《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国务院 2006 年 3 月 1 日通过,200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第二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 的; …… 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 偿责任。”

[11]北大法宝司法案例:http://vip.chinalawinfo.com/case/Result.asp?SFlag=11,最后登录日期 2011 年 5 月 1 日。

[12]北大法意法院案例:http://www.lawyee.net/Case/Case_Result.asp?Stype=case,最后登录日期 2011 年 5 月 1 日。

[13]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终字第 4217 号(2008)。

[14]张卫平:《酒文化于职权主义》,载《法学家茶座》,2003 年第 2 期。

[15]李开周 :《三国人物劝酒百态》,载《中华传奇·大历史》,2010 年第 9 期。

[16]昊彬:《酒政六则》,载【清】王晫、张潮编《檀几丛书余集》卷下,电子复印卷,第 658 页。 酒政六则包括“饮人,饮地,饮趣,饮禁,饮阑,饮候”。其中饮禁包括“华诞、座宵、苦劝、争执、避 酒、恶谵、唷秽、佯醉”。

[17] Kant , Metaphysische Anfangsgründe der Rechtslehre,Intr. §§ B-D,See Caird,The Critical Philosophy of Kant, II, 294-300,转引自罗斯科·庞德著,陈林林译,《法律与道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 10 月版,140。

[18]张卫平:《酒文化于职权主义》,载《法学家茶座》,2003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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