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Documentary “what our fathers did:A Nazi legacy”

 

同事午餐时聊到这部纪录片,我非常感兴趣。我于是报名参加了它在海牙的放映。该纪录片的导演拍摄过唐顿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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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主要讲述了两个纳粹高官的儿子 Niklas Frank和Horst von Wächter对待各自父亲在波兰和乌克兰的犯罪行为的差异性理解。他们两人的纳粹高官父亲分别是在纽伦堡审判被判处绞刑的Hans Frank  和 逃到萨尔茨堡山中躲避4年,最后死于罗马的Otto von Wächter。Hans Frank  是希特勒左膀右臂,是被占领波兰地区的行政首脑。Otto von Wächter在波兰时,曾经是Hans Frank  的下属。随后Otto von Wächter到德占乌克兰,担任乌克兰地方行政长官。访问者是人权教授Phillipe  Sands。有趣的是,Phillipe  Sands教授的外祖父一家数十人居住在乌克兰的时候,被Otto von Wächter 的下属杀害。最后仅存其外祖父,随后才有了他的母亲和他。

两个儿子对于父亲的行为的评价差异很大。对horst而言,他的印象的父亲是一个好父亲。父亲的朋友对父亲的评价也极高。他不相信自己的父亲是罪犯,也不愿意相信。当 Niklas Frank还原历史,模仿父亲在议会楼里念出Hans Frank  对 Otto von Wächter在波兰的行为不满,Horst von Wächter不相信。当sands教授拿出原始文件证明其父亲曾签署相关杀害指令时,他也不相信。当sands教授带着他到其外祖父一家被屠杀的纪念碑面前,记录片显示,他变得紧张了,但是他仍不相信。相反,Niklas Frank直言自己的父亲是一个罪犯。他敢于在公开场合提及,甚至将父亲的照片留着,提醒自己父亲做过的事。

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或许有人会承认自己父亲的犯罪行为。但是有的人即便面对证据,由于情感上的牵绊,他依然不愿意接受如此的事实。两人截然不同态度的原因,我认为有两点。第一,各自同父亲的感情不同。在Niklas Frank的童年里,他没有多少和父亲的愉快时光。他甚至曾被父亲怀疑不是亲生的孩子。父母关系不融洽,父亲想离婚,母亲不愿意,写信给希特勒。希特勒勒令两人不准离婚。他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下成长大的。相反,Horst von Wächter 和父亲有非常密切的亲子关系。珍贵家庭影像显示他们一家家庭和谐,父母感情笃深。两人对父亲的情感,从道德上使得各自对父亲的不利证据采取不同的态度。

第二,是否受到审判对于犯罪人及其后代的反思影响深刻。Hans Frank 的行为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进行了审判。此后联合国一系列的决议,国际法委员会编撰的纽伦堡原则,以及此后的各种法律文件,都再次确认了纽伦堡审判的合法性。小frank已经接受父亲的罪行。如果再尝试抗辩,将显得非常的苍白无力。相反,horst 的父亲没有接受战争审判。他躲避在山里的时候,母亲为父亲提供食物供应。49年一家还曾最后见面。母亲也一直相信父亲做的是正确的事情。在他的心里,父亲在道德上是一个好人,他怎会做那样残忍的事情。即便做了,也是情有可原,或者说是被逼无奈。他从父亲的同事朋友那听到父亲曾试图帮助别人免受迫害,他的父亲拒绝签署一份文件。据此,他一直相信父亲的行为值得原谅。可是,他不知道的更多,更多残忍的事实如果没有经过司法的确认作为证据,他仍会像一个辩护律师一样,持续质疑证据的真实性和相关性。

这个故事看完,或许有人会对horst 产生同情。一则,同情他在法律和亲情之间的挣扎。再则,同情他似乎被两个人逼迫接受自己的父亲应当承担大屠杀的责任。当你询问任何人,如果你的父亲杀害了数千万人,你会如何?答案不是只有一个。当然,他拒绝接受乌克兰士兵递过来的枪的行为,也有应当赞赏。的确,他对于自己父亲的情感可以理解。然而,从情感出发而对大屠杀行为事实的否认和辩解,只会让受害者产生厌恶。他只相信他认定的事实。

跳出这个故事,我们会发现,中国学界还有很多事情可做。中日战争结束这么多年,日本持续存在对侵略的否认,对大屠杀的质疑。诚然,犯罪刑事责任应该由行为人个人或者其指挥官承担,而非由一个国家的所有国民,或是行为人子孙承担。然而,为何日本当前存在如此多的horst呢?为何我们总说日本的反思不够彻底,总是沉渣泛起呢?要对德日反思进行比较研究,一篇观后感显然没法做到。

不过,抗日结束后的审判的公正性,以及中国和美国战后对日本战犯的处理方式对于反思有重大的影响。东京审判对各种甲级战犯进行了审判,随后亚洲地区各国的领土范围内也进行了许多战争犯的审判。但是,东京审判的甲级战犯中被判有罪的人,他们基本上在1960年以前都服刑完毕。随后,他们到日本新政府任职,甚至位高权重,成为内阁总理大臣。 另外,当时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分据台湾大陆。中国台湾的日本战俘(包含一些应该被审判的战犯)却被国民党台湾政府任命为军事官员,以训练国民党军队。各种历史因素德结合,再加上东京审判程序上的瑕疵, 当前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的事实,当代日本青年像horst 一样反映不足为奇。

最后,Sands教授提到他和Niklas是朋友。作为受害者的外孙,他并没有因为Niklas爸爸的行为,而阻碍他们的友情。对战争的理性反思任重道远。日本政府应有正面历史的态度。如果希望日本的horst们 能改变想法,中国一方也迫切需要更多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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